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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朝余

誉为“土神”的科研尖兵——记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获得者 江朝余

作者:   文章来源:农科英才   发表时间:2013-12-11    点击量:

  [简介]  江朝余,男, 1933 年出生于重庆市巴县,土壤肥料和种质资源专家。1956 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田水利系水利土壤改良专业,随后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先后在土壤肥料研究所、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湖南祁阳低产田改良工作组组长、工作站副站长,土肥所办公室副主任、所长,中国农学会土壤肥料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品种资源研究所种质储存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正所级)、研究员;曾兼任中国农学会品种资源研究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作物品种资源》杂志编委,并应邀担任国际杂志《遗传资源与作物进化》编委。1981—1983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农业部国家种子贮藏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

  1960—1965 年,在湖南祁阳官山坪主持“冬干鸭屎泥水稻‘坐秋’及低产田改良研究”,使水稻亩产由150 公斤提高并稳定至300 公斤。1963 年湖南省约27 万公顷低产田推广其技术,增产稻谷2 亿公斤以上。1964 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及湖南省科学大会奖。“六五”期间主持“农作物品种资源长期贮藏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主持建成由我国自行设计、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第一座现代化国家种质资源库。“七五”期间主持并参加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的“种质资源配套技术措施”课题研究,完成了20 万份种子入库任务,第一次实现了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集中统一规范化管理。1995 年筹备和主办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研究与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学术论文16 篇。

  一首激情诗,他从年轻学子走上了党和国家召唤之路;“三同”与农民,把“鸭屎泥”改造成高产稳产良田;创新加苦干,建种质资源库集聚植物基因宝藏;执著写新章,他永远是科研攻关的尖兵和楷模。

  有一些科研工作者,一生或许会从事很多科研项目,因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让人肃然起敬;而也有一些科研工作者,或许只因作出一二个“敢为天下先”的成果而使人仰慕。江朝余应该是这后者。

  听着“入党表”成长

  江朝余在少年时,曾经受其大哥的影响,痴读过不少武侠小说,崇拜书中的江湖侠士,脑子里尽是行侠仗义,要当英雄好汉的想法。父亲能从一个打工仔做到家兴祖尊的经历,也使他有过很重的宗族观念。但当他上了重庆树人中学,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后,使他在观念和行动上都产生了新的转变。

  1949 年11 月,解放的隆隆炮声逼近重庆,16 岁的江朝余,被推举为重庆树人中学护校大队大队长,负责组织校内的巡逻,防止有人破坏,保护学校和学生们的安全。解放军进入重庆后,江朝余和一些同学跑到渣滓洞、白公馆,看到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烈士遗体,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颤。

  重庆解放后,在一次树人中学举行的活动上,青年团重庆沙磁区工委学校工作部部长李致同志,充满激情地朗诵一首描述一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在一次战斗前夕向指导员要求火线入党的诗——《入党表》:

  “指导员,
  我,什么都舍得,
  我,什么也不要,
  我只要一张入党表。
  指导员,
  战斗快要打响了,
  刺刀已经上好了,
  手榴弹已经挂好了,
  信号弹已经升起了,
  冲锋号已经吹响了,
  马上就要冲锋了,
  指导员啊,指导员,
  快把我的名字填上入党表。”

  这首诗,涤荡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再一次更加强烈地震撼了江朝余。他暗自下决心,要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才急缺。1952 年夏,全国实行统一高考,由于计划招生人数较多,应届毕业生不能满足计划数,因此,是年高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也提前毕业参加高考。那时,学工科是青年学生最时尚的选择,多数人把报考地质或水利作为第一志愿,想象将来大学毕业后当工程师,搞大的建设工程。江朝余也不例外。但当他参加了重庆市团委组织的报告会,听到当时国家最缺人民教师,需要大批学生投考师范的动员后,江朝余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第一志愿填上师范,第二志愿是水利,第三志愿是地质。最终,江朝余被西北农学院农田水利系录取。

  西北农学院地处陕西省武功县张家岗。冬季寒冷,以面食为主,这对来自重庆的江朝余而言,自然在生活上有着诸多的不习惯和苦恼。但他在让自己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同时,发奋学习。每天往复着从宿舍到教室或图书馆再到食堂的“三点一线”,拼命地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吮着营养。4 年的大学,江朝余取得了门门功课成绩几乎无一例外的5分。

  有组织能力、擅长体育运动、学习成绩优异的江朝余,大学二年级时,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紧张的学习间隙中,经常要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健康活泼的各类活动。一次在欢迎新生的联欢会上,江朝余以洪亮高亢的嗓音,满怀激情地朗诵了那首让他永生牢记的诗——《入党表》。他的朗诵不仅激起了全场青年人的热血沸腾,也激励和鼓舞着江朝余从一个纯真少年走向风华正茂的青年中坚。

  到官山坪成“土神”

  1956 年,江朝余以连续3 年“三好生”的成绩,从西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组,随即被安排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实习进修。当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成立后,即转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

  江朝余在徐叔华研究员的指导下,从事着滨海盐碱地改良利用研究,并长年驻扎在滨海的柏各庄农场,除了对农场的土地进行观测分析外,还参加了对山东昌乐县,湖南长沙县、怀化县的土壤普查工作。1958 年,江朝余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他的科研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时,一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竟使整个中国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空前的饥荒年代。

  1960 年元旦,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朱则民听了当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副总理指示后,立即研究部署,组织了两个工作组,按中国土壤分类直接到第一线去,尽快拿出办法,把粮食产量搞上去。那时,什么是最重要的科研课题,把粮食产量搞上去就是最大的课题!

  这年春节刚过,院里派已担任土肥研究所支部委员的江朝余为组长,带领着7人组成的精干小分队出发了。在湖南又与省、地、县的专业人员,共同组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低产田改造联合工作组”,一路兼程来到了祁阳县的官山坪。这里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公共食堂,吃住也就成了问题。作为工作组组长的江朝余说,把我们都分下去,跟贫下中农“三同”吧。

  贫困农民的房子大都饱经风雨。一刮风,听到的是屋顶上瓦片响,下雨时,屋外是雨哗哗,屋里是雨滴滴,晚上总是冰冷冰冷的。虽然生产队尽最大能力照顾他们,也按北京的定量下足了米,但对正处于青壮年时代的“江朝余们”,仍是叽咕囊肠,只有用橡子仁、玉米根、地瓜根、稻壳等,磨一磨,泡一泡当粮吃。可这些“代食品”给工作组的人带来了最大问题——便秘。江朝余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悄悄地买了一个小镜子,一边照着,一边用小木片一点一点地往外掏……

  那时,我国南方低产水稻区生产上最突出的难题之一是水稻“坐秋”,即因土壤贫瘠,春天插下的秧苗不发根、不分蘖,一直坐到秋天才生长,产量很低,其在我国长江以南各省均有分布。在官山坪,这里的低产田被俗称为“鸭屎泥”田,土质差,肥力低,农民历来采取蓄水过冬,来年种植一季中稻或晚稻,一般亩产100 公斤左右,最低的亩产量只有几十公斤,甚至颗粒无收。

  面对这种疑难杂症般的“鸭屎泥”,江朝余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做好了长期观察、仔细分析的准备。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实验设备,“江朝余们”就天天转悠在官山坪的田头地尾,对采来的土样用陶缸瓦钵装,用瓶瓶罐罐盛,用炭火烘烤的方式,进行简单的土壤分析,在进行大量田间试验的同时,将土样运到北京,用同位素磷32 标记磷肥栽培水稻。用这种田间观测与室内实验结合的方法,硬是找到了“鸭屎泥”的顽疾所在——缺磷。接着工作组同志又针对用什么磷肥、施用多少、施用频次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一面广泛深入地走访农民,一点一滴地总结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一面精心细致地做着大田和盆栽试验,以找寻到施用磷肥的科学数据与各项增产措施。

  辛勤而艰苦的工作,终于换来了丰收的喜庆。官山坪,1960 年工作组进入的当年,水稻亩产180 公斤;1962 年,水稻亩产就达到280 公斤,并实现了稳产,基本改变了官山坪的水稻低产面貌;1963 年,湖南省在27 万公顷“鸭屎泥”田推广应用该技术,根据20 万公顷的数字统计,约增产1.8 亿公斤稻谷。该项研究在选题上的针对性,研究方法的内外结合性,以及泥团溶化、磷素活化、土壤熟化的理论印证性等方面,既对生产具有现实意义,又在科学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此,《新湖南日报》、《人民
日报》先后发表了社论和长篇报道,江朝余也受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以及北京、湖南、陕西等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作学术报告。同时,江朝余还在《中国农业科学》、《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或文章。1964 年,该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湖南省科学大会奖。

  “施用磷肥,解决了水稻‘坐秋’,粮食年年增产,我们老百姓高兴!我们永远记住了你们!”这是1995 年6 月5 日,当年的“江组长”回到了阔别35 年的官山坪村时,乡亲们对他说出的肺腑之语。而让江朝余感到欣慰的是,有幸在那个只有粮食才能救命的年代,用科学的力量,在官山坪当了回让贫瘠土地变粮田的“土神”。
 



江朝余在试验田里工作


  填补“种质库”空白

  1965 年,在官山坪干了5 年的江朝余奉命回京。不久“文革”开始,江朝余和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的命运不二,科研步履不得不蹒跚而行。

  1975 年,似乎科学的春天正在悄悄地走来。江朝余结束了长达7 年的干校生活,回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所,任该所办公室主任。

  一位著名科学家曾这样断言:“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今后发掘植物种质资源的能力”。

  也正是这一年,面对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中央批示:要尽快建造我国种质资源库,对我国农作物品种资源,特别是对一些濒危物种与野生种进行抢救性保护。并提出将我国已经收集到或分散保存在全国各地的40 余种大田作物中的20 万份种质资源材料,用现代化的方法,使其在至少50 年内保持其遗传特性,以保证我国丰富多彩的种质资源为优良品种选育和生物学研究提供充实可靠的物质基础的总目标。该项研究列入国家“六五”期间全国农业九大重点研究项目和建设项目之一,旨在填补我国农作物品种资源长期贮存领域的空白。

  于是,1978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江朝余担任了种质贮存研究室主任,负责筹建种质库,并主持“农作物品种资源长期贮存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然而,当时我国的情况是:从工程设计、施工单位到建设材料、仪器设备等等几乎完全是一无所有。对于该项目领衔者江朝余而言,只有“华山自古一条路”。为此,江朝余心一横,把烟给戒了,凭着那些年跟电视大学学的英语,硬是查阅了当时美国、前苏联、日本、西欧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国家与国际组织机构的几乎所有相关资料,仅卡片就累计达3 000 余张。跑遍了国内几十家生产企业、科研单位,与设计单位精心谋划,反复推敲设计方案,同施工单位一起边摸索边施工。

  在施工过程中,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正作反贴隔热层软木砖的新技术,建成与种子干燥同步的,可日完成250 份种子发芽检测大型发芽间。在配套仪器设备的研发中,他们研制和仿制了从低温干燥箱、密封种子盒到种子清选机等一整套专用仪器设备,其中低温干燥箱、密封种子盒于1982 年获得院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而具有创新性的采用干燥间与低温干燥箱的双重干燥法的实施,则大大超过美国的种子入库速度,以及在种子入库规程上,他们制定完成统一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种子入库技术操作流程等,从而在现代化低温干燥种质库建设、相应配套的种子入库技术、种质长期贮存理论和方法三大方面,有力地保证了该种质库的建设质量、运行安全与长期有效。

  历经了春秋八载,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危险,1984年8月14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施工,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现代化低温干燥种质资源库终于落成,并正式运行。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分别以“现代化种质库在京落成”、“目前最大的国家种质资源库落成”、“最大的种质库在京落成”等为标题,对其进行了集中报道。

  这个坐落在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内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不单单因其与美国、前苏联国家种质库面积相当,居亚洲第一,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我国第一座完全自主设计、自行施工、全部采用我国研制的国产现代化设备,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种质库。它的建成和稳定运行标志着我国已经跻身于世界种质资源贮存先进国家之列。

  截至1993 年,完成入库24 万份。在此基础上,江朝余和研究室的同事们提出在我国建立长期贮存与中期贮存相结合的二级贮存管理体系,并规划布局了中期保存库的建设。与此同时,为多年生作物资源的保存,他们协调有关省市建立田间种质资源圃等工作。还进行了超低温液态氮保存稀有、珍贵种质资源的研究。

  2003 年由董玉琛主持研究完成的“ 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的课题中包含了种质库建设和种质入库保存的内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出生于1933 年,并离开家乡重庆已是半个多世纪的江朝余,用科学改变了贫瘠,用勤奋创造了价值,但未曾改变的依然还是那浓浓的“重庆调”和那洪亮高亢的嗓音。“要说我这一生,是怎样的一生,我只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中很普通的一个,只不过是在科研攻关上可以担当和胜任尖兵任务的战士。”让我们为在中国农业科研战线有这样一位攻坚者感到庆幸吧!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供稿